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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绥中县止锚湾安得水产品养殖场与被告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务有限公司等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

发布者:管理员  来源:本站  时间:2018-06-05

告绥中县止锚湾安得水产品养殖场与被告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务有限公司等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

 

关键词

    损害赔偿 关联性 举证责任

裁判要旨

    1. 在规制海洋环境保护法律行为领域,根据特殊法优先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本案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对责任者依法追责,而不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之规定仅仅对污染者进行判处,有利于增强全社会的海洋环保责任意识。本案判决表明,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海洋环境的义务,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既包括对海洋环境实施积极侵害的破坏者,亦包括消极承担海洋环境保护义务的管理者。

    2. 本案积极探索认定养殖损失的方法,努力追求实质公平正义。在原告自2010101起至20131231止确有海参损失存在,但因未进行证据保全而时过境迁所举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能够参照当地政府在2009年确定的同一案涉海域自2008年起至2010930止养殖污染损害补偿标准,酌定损失赔偿数额并作出判决,让原告的实际损失能够获得赔偿, 维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避免了机械适用证据规则裁判案件而造成的利益失衡。

基本案情

    原告绥中县止锚湾安得水产品养殖场(以下简称安得水产养殖场)诉称:安得水产品养殖场位于绥中县万家镇止锚湾,从事以海参为主的水产养殖业,有养殖海域147.773公顷2007年以来,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设立的秦港集团山海关码头有限公司(后更名为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务有限公司)开工建设码头工程,该工程筑防波堤数千米并吹沙填海,地点临近安得水产养殖场养殖海域,引起该养殖海域生态环境恶化。防波堤的建设引发潮流改变、泥沙填埋,造成安得水产养殖场养殖物损失。2008120,经司法鉴定,安得水产养殖场2006-2007两年直接养殖损失455万元。2008220,经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专家沟通、协商,实际获得部分补偿,补偿时间界定为2010930。此后,安得水产养殖场于2009年被认定为水产苗种生产场家,2010年被认定为辽宁省省级水产良种场,养殖海域被确定为亲本养殖海域,有经过优选的10万头亲本投放入养殖海域。随着码头工程持续施工,海洋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给安得水产养殖场造成养殖损失2500万元以上,其中商品参损失1500万元、亲本损失约在400万元,间接养殖损失约有600万元。安得水产养殖场曾多次要求补偿,但至今无果,无奈诉至法院。

    被告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务公司)辩称:1、案涉海域没有污染。(1)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鉴定人)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只以悬浮物含量评价海水水质,并得出案涉海域被污染的结论不科学,与港务公司提供的海洋环境公告和历年海洋环境监测报告的结论相反。悬浮物“人为增加的量”的计算应从悬浮物含量中扣除由于自然因素导致的悬浮物含量,并对相邻未受污染海域进行本底调查,来确定海水悬浮物含量中的“人为增加的量”,进而根据《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判断海水水质。(2)《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结论错误。第一,鉴定机构未进行本底调查,将海水中的悬浮物含量等同于悬浮物含量中的“人为增加的量”评价海水水质,其案涉海域属于三类水质的评价结论不能成立;第二,不应将稀土元素示踪法作为司法鉴定中的物源分析方法;第三,“渤海湾”的沉积物稀土元素与案涉海域的沉积物稀土元素没有可比性;第四,陆源输入不能成为认定“港口建设、围海造地带来外来悬浮物”的理由;第五,根据法院的委托,污染与海产品损失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是一个独立的司法鉴定事项。《司法鉴定意见书》没有任何该鉴定事项的论证,接受质询时不能说明其鉴定过程,因此鉴定机构并没有对该鉴定事项进行鉴定,其“污染是海产品损失的主要因素”的鉴定结论系杜撰。(3)港务公司提供的海洋环境状况公告和监测报告应当作为定案依据。第一,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作为负有海洋环境保护职责的政府部门,其对社会公开发布的《2014年绥中县海洋环境状况公告》属于公文书证的范畴,该公告对于海洋环境的评价结论具有权威性;第二,港务公司提交的历年监测报告为案涉海域无污染的结论提供了详实依据,更具有针对性、科学性、权威性,比鉴定人仅凭一次悬浮物监测得出的鉴定意见更可靠;第三,历年检测报告对悬浮物的含量变化进行了科学分析,说明测得的悬浮物含量变化主要是自然因素变化的结果,与港口工程建设没有必然联系。2、安得水产养殖场没有养殖损失。(1)安得水产养殖场负责投苗和捕捞的管理人员出庭作证,承认安得水产养殖场的养殖收入与周边的养殖户基本一样,且海参产量高。(2)安得水产养殖场自2010年开始,陆续取得《辽宁省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和省级原良种场《认定证书》,监管部门每年的检查记录显示原告的经营状况良好。(3)安得水产养殖场向法庭提供的一系列证据能够互相印证其所谓的养殖损失并不存在。(4)隆丰评估公司的评估结果与安得水产养殖场的实际状况不符,不能作为认定其损失的依据。第一,评估公司没有鉴定海产品损失量的资格;第二,安得水产养殖场负责捕捞的管理人员证明,其在2014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均进行了捕捞作业,加之其海域使用证2014年底到期,案涉海域的海参已经捕捞殆尽,评估公司以201412月份的一次捕捞量作为原告2014年全年产量,以此计算出的损失不真实的;第三,评估公司提供不了其确定正常产量、价格等方面的规范依据,接受质询时的回答体现了其评估的随意性。

    被告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资公司)辩称:1、国资公司的工程建设依法进行,不可能污染周围海域。国资公司的三个用海建设项目均依法获得批准,项目用海依法取得了海域使用权,建设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并获得批准实施。因此,国资公司的项目建设不可能对周围海域环境造成污染。2、国家海洋监测行政主管部门的检测证明,东戴河海域环境质量状况良好,从未受到污染。3、安得水产养殖场不是相关海域的使用权人,其无权就相关海域污染问题向国资公司提起诉讼。4、安得水产养殖场一直处于正常经营状态,证明其从未受周围环境影响。安得水产养殖场提供的《生产记录本》(假定其为真实)显示,其每年的投入、产出处于十分稳定状态,从未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也表明其养殖环境并未出现异常变化。5、假使相关海域受到了污染,安得水产养殖场明知污染而仍投苗生产的行为,是故意造成损害行为,该行为后果依法应由其自己承担。

被告中交烟台环保疏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烟台公司)辩称:1、安得水产养殖场没有涉案海域的海域使用权和养殖权,无诉讼主体资格。(1)安得水产养殖场对案涉147.773公顷(约2216亩)海域没有《海域使用权证书》和《养殖证》,未依法取得使用海域从事养殖的权利,无诉讼主体资格,其养殖行为不受法律保护;(2)案外人耿玉奎、耿玉立没有海域使用权和养殖权。安得水产养殖场提供的《海域使用权证书》(国海证062100285号)年度审查栏中没有201012月至201412月四个年度的年审盖章和已缴海域使用金记录,且该证书没有变更海域使用权人,手写增加的一个海域使用权人“耿玉立”,不符合国家海洋局《海域使用权证书管理办法》的规定,该证书是无效的,故耿玉奎、耿玉立对案涉海域无海域使用权和养殖权,其声称的授

权行为也是无效的;(3)安得水产养殖场诉称的被授权使用案涉海域从事养殖的权利未经登记,不受法律保护。2、安得水产养殖场使用案涉海域从事养殖的行为没有合法性,无权索赔养殖收入损失。3、安得水产养殖场未完成对诉称海域存在污染的举证责任。(1)安得水产养殖场于2010115取得《辽宁省省级水产良种场》、2010118取得《水产苗种许可证》的事实证明案涉海域未受污染;(2)案外人耿玉奎与毕远溥于2009321签订的《贺家村底播养殖户耿玉奎因山海关建港污染引发底栖养殖生物污损的补偿协议》,不能证明案涉海域受到建港污染;(3)鉴定人于201562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没有科学性,不符合国家标准,鉴定结论不应予以采纳;(4)根据港务公司和资产公司所提供的许多环境监测报告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充分证明案涉海域水质符合标准,建港施工产生的悬浮物浓度增量10mg/L远未到达案涉养殖区。4、安得水产养殖场无证据证明中交烟台公司的施工行为不合法。5、安得水产养殖场无证据证明中交烟台公司施工造成了案涉海域污染。6、盛邦基业公司的景观桥施工行为发生在2014年而且在案涉海域内,如果存在污染损害,其污染损害与盛邦基业公司观光码头的建设施工行为存在关联性和因果关系。7、安得水产养殖场未完成对诉称养殖物损害及损失数额的举证责任。(1)安得水产养殖场非法养殖,虽然可主张投苗成本损失,但其没有证据证明投苗成本;(2)辽宁隆丰土地房地产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丰评估)于2015727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将客观养殖密度减去收获后的存量作为损失完全违背常识,欺骗法院,不能作为认定损失的依据。评估报告未将高产的300亩海域的海参资源统计在内,扩大了纸面损失计算;评估公司在客观养殖密度外单独计算亲本损失,扩大了纸面损失计算;评估报告没有提供当时当地价格认证部门或市场管理部门提供的主要市场水产品平均零售价格,没有提供当地渔业主管部门确定的后期投资费用。8、安得水产养殖场未完成对所诉称建港施工污染其养殖区及其遭受污染损害的举证责任,故污染和损害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未转移至中交烟台公司。9、如果安得水产养殖场存在建港污染损害,其明知有污染损害而仍继续投苗的行为,明显存在扩大损失的主观故意,该主观故意与投苗损失具有100%的因果关系。10、安得水产养殖场无证据证明中交烟台公司与其他被告有共同侵权行为,更无证据证明中交烟台公司的施工能单独造成全部诉称污染损害,故其要求中交烟台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天津公司)辩称:中交天津公司提供的(2011)津海法商初字第508号民事判决书、和解协议和解除合同声明能够证明,中交天津公司在安得水产养殖场所诉称的《补偿协议》签订前3个月,即20081222就已结束施工,明显与2010101后发生的海参死亡损失无关。其他答辩观点同中交烟台公司一致。

    被告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上海公司)辩称:1、安得水产养殖场依据海域养殖的损失提起本案诉讼,但没有向法庭递交其具有海域使用权和养殖许可权的相关证据。2、安得水产养殖场没有受到污染,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意见不应被采信。3、中交上海公司提交了具有相关对应工程的资质证书和工程开工令,施工行为属于合法行为。4、建港行为属于业主行为,不是属于施工企业行为。案外人秦皇岛市水务局发包的2010秦皇岛市开发区海堤加固工程系非围海造地工程,该工程的施工范围不涉及海域,更与案涉海域无关。5、对于安得水产养殖场是否存在养殖物损害及其数额,责任在安得水产养殖场自身。其没有举证证明2012年、2013年、2014年具体实施案涉海域底播海参养殖数量证据,无从证明其对案涉海域投入了底播海参包括亲本;评估人获得的相关数据不具有客观性,亦未按照GBT21678-2008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办法所载的定点采捕法的计算公式进行损失计算,无法证明安得水产养殖场损失的存在。6、中交上海公司的施工行为没有造成安得水产养殖场养殖物损失,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被告绥中滨海盛邦基业旅游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邦基业公司)辩称:1、安得水产养殖场并非案涉海域的合法使用权人,亦未取得合法《养殖证》,其在本案不具备原告的诉讼主体地位,养殖的行为本身也是非法的。2、安得水产养殖场未能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履行举证义务。首先,安得水产养殖场并无证据证明盛邦基业公司排放了污染物;其次,安得水产养殖场并未证明其遭受了损害。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的隆丰评估不具备鉴定和评估海产品养殖损失的专业资质,更不具备从事此项评估工作的实际能力;再次,安得水产养殖场并无证据证明盛邦基业公司的景观桥工程与其声称的损害之间存在关联性。鉴定人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对象是其他五被告所实施的山海关码头工程的港口建设、围海造地是否污染了案涉海域,鉴定结论也仅是针对前述工程,并未将盛邦基业公司的景观桥工程列入其鉴定范围之中。此外,安得水产养殖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盛邦基业公司的景观桥工程与其损害之间存在关联性。3、安得水产养殖场应当举证证明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或第三条所规定的相关情形,否则不得要求盛邦基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4、安得水产养殖场的损害与盛邦基业公司的景观桥建设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首先,安得水产养殖场早在景观桥施工之前的2013年便提起诉讼,其损害早在景观桥建设之前已经发生,属于前述法律规定第(三)款可以认定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其次,盛邦基业公司的景观桥施工所采取的是模袋混凝土工艺,是更为环保的作业方式,没有污染案涉海域污染的可能性;第三,从盛邦基业公司和其他被告均提交的历年东戴河海域海洋环境监测报告看,与2013年监测结果比较,2014年的水质检测要素在正常范围内波动,故景观桥的工程施工并未污染和改变案涉海参养殖区域的水质,未对安得水产养殖场造成污染损害。通过2013年与2014年的对比,只能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两年度均没有遭受污染,第二种是2013年与2014年的污染是持续的,则污染完全是由山海关工程造成的。另,港务公司提交的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发布的《2014年绥中县海洋环境状况公报》在底牺生物状况中亦记载,20145月至8月对底栖生物调查,结果显示环境较好,而20145月正处在景观桥工程施工期当中,8月工程已经结束,足见景观桥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及之后对绥中县底栖生物均没有任何影响。5、安得水产养殖场对其损失存在故意和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章的规定,不得要求盛邦基业公司承担责任。

    被告湖南水总水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水总公司)辩称:1、我方是最后被追加的被告,此前的评估鉴定等所有程序都已经结束,鉴定机构出具的各种报告与我方没有关系,对我方不产生法律效力。2、对原、被告各方证据的质证意见我方同意盛邦基业公司发表的意见。3、我方施工采取的工艺不会对安得水产养殖场的养殖区造成污染,安得水产养殖场亦没有提供我方造成其污染的相关证据。4、安得水产养殖场没有提供其遭受损失的证据。5、不同意赔偿安得水产养殖场的任何损失。 

    法院经审理查明:编号为21142120060060的《海域使用权证书》记载:海域使用权人为耿玉奎、耿玉立(耿玉立为手写并加盖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公章),地址为绥中县万家镇,项目名称为增殖养殖,用海类型为渔业用海,用海面积为147.773公顷,批准使用日期为200612月至201412月。2009321,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受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和绥中县人民政府的委托,对养殖户耿玉奎在贺家村沿海底播养殖区底栖经济生物因山海关港口建设污损补偿事宜进行协商,耿玉奎与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毕远溥签署了《贺家村底播养殖户耿玉奎因山海关建港污染引发底栖养殖生物污损的补偿协议》,其上记载:通过艰苦工作,在征得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和绥中县人民政府的意见后,对耿玉奎底播养殖区(2216亩)污损一次性补偿的协调金额为420万元人民币。本次补偿的主要品种为海参,而海参的养殖周期相对较长,一般为三年以上,因此双方协商一次性补偿的时间界定为2010930。协议签订后,国资公司将420万元补偿款通过绥中县财政局财务核算中心账户转付给了耿玉奎。对此,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于2016711出具了《情况说明》予以证实,其上记载:“《贺家村底播养殖户耿玉奎因山海关建港污染引发底栖养殖生物污损的补偿协议》属实签订过,秦皇岛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将该协议项下的420万元人民币补偿款汇入了绥中县财政局财务核算中心账户,然后经我局手将该420万元人民币转付给了耿玉奎。特此说明。” 2016年3月24,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在本院(2013)大海锦事初字第12号调查令上记载:“海域使用权登记编号:21142120060060项下海域自200612月至201412月期间的海域使用金已足额缴纳。”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渔业科科长肖殿军在本院询问笔录中表述:“(对安得水产养殖场利用耿玉奎所属的海域进行底播海参养殖的事实)我们是知情的,耿玉奎有合法的海域使用权证书,本身与《养殖证》是配套的,但因为其他原因停办了。(耿玉奎)是合法养殖,他本身拥有海域使用证,缴纳了海域使用金,应该让他用海养殖。”

    安得水产养殖场成立于200954,企业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汪力。经耿玉奎与耿玉立授权,安得水产养殖场自成立以来一直使用案涉海域从事养殖生产。对此,耿玉奎与耿玉立于2014113出具《情况说明》予以确认,其上记载:“耿玉奎与耿玉立是姐弟关系,耿玉奎与汪力是夫妻关系。耿玉奎与耿玉立在止锚湾海域对147.773公顷海域拥有海域使用权(海域使用权登记编号:21142120060060),绥中县止锚湾安得水产养殖场自成立以来一直使用该海域从事养殖生产,是经过耿玉奎与耿玉立授权同意的。” 除上述147.773公顷养殖海域外,安得水产养殖场在陆地上建有育苗室两座、育苗水体2200立方、养殖池塘450亩。2010115,安得水产养殖场取得了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颁发的省级水产(刺参)良种场《认定证书》。2010118,安得水产养殖场取得了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颁发的《辽宁省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安得水产养殖场提供的生产记录本记载:2010年投苗6300斤,上半年出海参2835斤,下半年出海参4096斤;2011年投苗8800斤,上半年出海参3287斤,出亲本2790头,下半年出海参3646斤;2012年投苗4620斤,上半年出海参4576斤,出亲本3404头,下半年出海参3486斤;2013年投苗5315斤,上半年出海参2453斤,出亲本2340头,下半年出海参4426斤;2014年投苗3300斤,上半年出海参3577斤,出亲本1190头。

    2008年7月31,港务公司同中交天津公司签订《合同协议书》,其上记载:工程地点在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工程内容包括航道、港池、泊位、基槽上层疏浚,泥土全部吹(抛)填至造陆区,工程的施工期为2008年7月102009年12月31,总工期为540日历天。合同签订后,因港务公司未能如期给付工程款,中交天津公司于2011118将港务公司诉至天津海事法院,天津海事法院做出了(2011)津海法商初字第50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现已生效,认定中交天津公司已于200918全部撤出施工现场的事实。该工程包含在编号为2012B13030300214号、2013A13030301062号的海域使用权证书范围内,海域使用权人分别为国资公司与港务公司,发证分别为时间为201112302013929

    2009年9月15,国资公司同中交烟台公司签订《秦皇岛开发区围海造地工程三标段施工合同》,记载:国资公司为建设秦皇岛开发区围海造地工程三标段(总长4395.88,其中东围堤k2+800-k4+007.3,长1207.3,南围堤长928,西围堤长1060.58),接受了中交烟台公司对本工程的投标,工程暂定于2009918开工,2010 531日完工,施工总工期256天,具体开工日期以甲方开工令为准。工程内容包括水陆抛填块石、堤心石、二片石、挡浪墙、扭王字块、陆域吹填、碎石、土工布、倒滤层等。合同签订后,中交烟台公司进行了施工。该工程包含在编号为0931100051的海域使用权证书范围内,该海域的海域使用权人为国资公司,发证时间为20091228。该工程的实际施工时间、完工时间、竣工验收时间因国资公司与中交烟台公司在本院多次释明和通知的情况下拒不提供,故不能确定。

    20129月,案外人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水务局做为发包人,中交上海公司做为承包人,双方签订了《秦皇岛市开发区2010年海堤加固项目施工合同》,其上记载:工程名称为秦皇岛市开发区2010年海堤加固项目,工程地点在秦皇岛市开发区东区,工程内容为730的防波堤采用抛石斜坡堤结构,堤顶高程+5m,顶宽5.12m,内外侧均以3t扭王字块护面,堤脚设护底块石。合同签订后,中交上海公司于2012115开始施工,20131020施工完毕。该工程所在海域至今尚未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

    2013年9月24,港务公司同中交上海公司签订了《围海造地二期东围堤及吹填工程施工二标段施工合同协议书》,其上记载:港务公司为围海造地二期东围堤及吹填工程施工二标段(东围堤长1400,桩号0+14000+2800,陆域吹填面积1296.56亩)的建设单位,接受了中交上海公司对本工程的投标。建设地址在秦皇岛开发区东区,工程内容包括东围堤水陆抛填块石、二片石、扭王字块预制安装、倒滤层、挡浪墙及陆域吹填等。合同签订后,中交上海公司于2013101开始施工,201410月竣工。该工程包含在编号为2012B13030300214的海域使用权证书范围内,该海域的海域使用权人为国资公司,发证时间为20111230 

    2013年10月8,港务公司同中交烟台公司签订了《围海造地二期东围堤及吹填工程施工一标段施工合同》,其上记载:港务公司为围海造地二期东围堤及吹填工程施工一标段(东围堤长1400,桩号0+0000+1400,陆域吹填面积1437.44亩)的建设单位,接受了中交烟台公司对本工程的投标。施工工期:东围堤施工工期150日历天,挡浪墙具备施工条件后施工工期120日历天,待具备吹填条件后,陆域吹填施工工期为120日历天。建设地址在秦皇岛开发区东区,工程内容包括东围堤水陆抛填块石、二片石、扭王字块预制安装、倒滤层、挡浪墙及陆域吹填等。合同签订后,中交烟台公司进行了施工。关于该工程所对应的海域使用权证书,本院在审理中多次要求港务公司、中交烟台进行说明,但其均拒绝说明,导致该事实无法查明。

    2014年3月19,盛邦基业公司做为发包人,湖南水总公司做为承包人,双方签订了《“山海同湾”项目景观桥工程施工合同》,其上记载:工程地点在辽宁绥中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工程内容及性质为重力式码头115.15m×4m、直立式防波堤28.28m、游艇码头(浮码头)245m、堤头处灯塔一座。该景观桥工程于2014320开工,2014613施工完毕,并于201475经发包人、承包人及监理单位共同验收合格。该工程位置自海岸基线延伸至安得水产养殖场所属的其中一片796亩养殖海域内。201561,盛邦基业公司取得了登记编号为211421-20150006号的海域使用权证书,其上记载:项目名称为娱乐配套设施港池项目,用海方式为游乐场,终止日期为204061。景观桥含在该证范围内。

    2009年8月28,国资公司取得了证书编号为091300025号的海域使用权证书,该证书记载:项目名称为综合物流中心,用海方式为填海造地,终止日期为2059731201185,港务公司取得了证书编号为111100064号的海域使用权证书,该证书记载:项目名称为秦皇岛港山海关港区二期工程,用海方式为建设填海造地,终止日期为206185。国资公司的开办单位为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港务公司为国资公司全资注资的子公司。

    《秦皇岛港山海关港区二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第41页记载:“③吹填造陆、挖泥对水环境及水生生态环境影响因素分析:a、绞吸式挖泥船在挖泥作业中,由于绞刀的搅动作用,使得泥沙悬浮,造成水体混浊水质下降,并使得挖泥区底栖生物生存环境遭到破坏,对浮游生物也产生影响。主要污染物为SSb、基槽挖泥过程中使得泥沙悬浮,造成水体混浊水质下降,并使得挖泥区底栖生物生存环境遭到破坏,对浮游生物也产生影响。c、吹填造陆对水环境及水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使吹填区底栖生物生存环境遭到破坏,溢流口溢流使溢流口附近水域水中泥沙含量增高造成水体混浊,水质下降,对浮游生物也将产生一定影响。d、防波堤、引堤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悬浮物”。报告书第46页记载:“本项目施工期主要污染源为疏浚、陆域吹填悬浮物”。报告书第49页(表2.7-3施工期污染物排放状况)记载,绞吸式挖泥船、链斗式挖泥船、吹填溢流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悬浮物(SS),排放方式为无组织排放。报告书第113页记载:“据调查评价海区底栖生物的生物量平均值为39.07g/㎡,吹填面积约为158.3万㎡,由于吹填、回填造陆属于永久占用,所以本次评价按20年估算底栖生物直接损失,建设将直接造成该范围内约1237.0吨的底栖生物损失。根据同类工程渔业部门调查资料,工程围填造成的周围水域的间接生物损失面积约为直接影响面积的3倍,间接损失主要来源于对水体的扰动和悬浮泥沙的扩散沉降,单位面积生物损失为直接损失的30%,以此计算工程吹填间接生物损失量为1132.6吨,总的损失量为2369.6吨。”

    “山海同湾”项目景观桥工程的《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第10页记载:“项目位于绥中县万家镇南部海域,周围环境敏感区包括附近海域养殖区。”“本工程施工期间主要污染物为水污染物,即施工产生的悬浮物”。报告第89页记载:“施工期,产生的悬浮物可能对近海海域水质带来一定影响”。报告第82-83页记载:“防波堤施工过程中有可能产生的少量悬浮泥沙在其自重及絮凝的作用下,沉积在工程附近海底,使原来的沉积物粒度发生变化,从而改变了表层沉积物的类型。根据工程分析可知,项目对沉积物的影响主要是施工期产生的悬浮泥沙。悬浮泥沙一般由粉砂、粘土组成,其颗粒很细,表面积大、吸附能力强,可以吸附大量的重金属污染物;粘土中附存的金属阳离子配位基,他们具有较强的结合能力,从而富集金属和其他污染物,落淤后使沉积物的环境质量受到潜在威胁。”

    2014年12月42015年4月10,鉴定人根据安得水产养殖场向本院提出的鉴定评估申请,对案涉的港口建设、围海造地和疏浚工程是否污染了原告的养殖海域、前述污染与海产品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污染面积多少等三个问题进行了司法鉴定,并于2015年6月2出具了辽学鉴【2015】海鉴字第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上记载:在原告(安得水产养殖场)诉各被告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中,港口建设、围海造地带来的外来悬浮物对安得水产养殖场养殖海域(海域编号:21142120060060)造成污染,养殖海域内均有污染(据海域编号:21142120060060号宗海平面图,面积为2216.59亩),这种污染是海产品损失的主要因素。

    2014年12月3,隆丰评估根据安得水产养殖场向本院提出的鉴定评估申请,对案涉海域内海产品(海参)损失的数量和金额进行了评估,并于2015727出具了辽隆评报字【20151825号资产评估报告,其上记载:评估人在安得水产养殖场的养殖区随机选取了44个采样点(约50亩取一个样点,样点区域约为50平方米),在每个样点区域50平方米范围内进行海参捕捞,以海参捕捞量与区域面积相除求得每亩海参在养量,再与该样点所代表的养殖区面积50亩相乘求得该区域总的在养量。44处样点区域所捕捞到的海参总量为17804g,评估人通过调查走访确定亲本海参100/只,商品海参单价为90/斤,正常海参养殖密度为40/亩。

    2015年11月16,本院依港务公司和国资公司的申请,组织各方当事人对安得水产养殖场的陆上生产设施(育苗室)进行了现场勘验,其在在陆地上建有育苗室两座、育苗水体2200立方、养殖池塘450亩。

裁判结果

    大连海事法院于20161230作出(2013)大海锦事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书。宣判后,被告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务有限公司、被告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被告中交烟台环保疏浚有限公司、被告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提出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619作出(2017)辽民终35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大连海事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系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当事人双方存在的争议焦点如下: 1、安得水产养殖场有无诉讼主体资格;2、安得水产养殖场用海养殖的合法性; 3、案涉海域污染同各被告施工行为的关联性;4、安得水产养殖场养殖物损失的界定;5、各被告的责任承担。

    一、关于安得水产养殖场有无诉讼主体资格问题。

    各被告均以安得水产养殖场不具有案涉海域的合法使用权,亦不具有合法养殖权为由,认为安得水产养殖场不具备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据此,本院认为,判断本案的原告有无诉讼主体资格的关键在于其是否“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安得水产养殖场通过授权方式在案涉海域内实际进行了养殖,其即会因渔业生产的增产、增值而收益,亦可能因养殖物污染而减产、贬值受损,符合与 “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起诉条件,具备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故对各被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安得水产养殖场用海养殖的合法性问题。

    各被告分别以案涉海域的《海域使用权证书》无效、海域使用金未缴纳、安得水产养殖场的养殖用海未经批准与登记且无《养殖证》为由,认为安得水产养殖场的用海养殖不具有合法性。首先,关于《海域使用权证书》是否有效。案涉《海域使用权证书》记载的海域使用权人为耿玉奎,后经手写增加了“耿玉立”。根据《海域使用权证书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本办法发放和管理海域使用权证书;第八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是海域使用权证书的填写机关。海域使用权证书经发证机关和填证机关盖章后,在年度审查有效期内生效;第十五条规定,海域使用权证书不得擅自涂改,擅自涂改的证书一律无效。据此,本院认为,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作为案涉海域的海洋行政主部门,亦是案涉海域使用权证书上明确记载的填证机关,其有权对所辖海域使用权证书的登记情况进行填写、涂改或修改。另,中交上海公司所提供的案涉《海域使用权证书》底档材料中,内附有《关于更换海域使用权证法人的申请》,加之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亦在形式上于手写增加的“耿玉立”处加盖了单位公章,据此可知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对证书的修改事宜应履行了相关的程序,并非“擅自”所为,不应适用《海域使用权证书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认定案涉《海域使用权证书》无效。其次,关于海域使用金的缴纳。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在本院发出的调查令回执上及本院对该局依法进行询问时所做的笔录上均明确表示,案涉《海域使用权证书》项下的海域使用金已足额缴纳。根据《财政部、国家海洋局关于加强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的通知》的规定,养殖用海缴纳的海域使用金,由市、县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收,就地全额缴入同级地方国库。据此,本院认为,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作为案涉海域使用金的征缴单位显然是能够证明海域使用金缴纳情况的主体,故对上述调查令回执及询问笔录所载内容应予以认定。第三,关于安得水产养殖场的养殖用海未经批准与登记且无《养殖证》,其养殖收益是否受法律保护。本院认为,安得水产养殖场所诉请的赔偿系针对养殖物之污染损失,而非海域用益物权的侵害赔偿。海域使用权的变更固然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及《海域使用权证书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予以登记,但即便未经登记,亦仅能在物权法范畴内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对案涉海域使用权的用益物权情况造成影响,并不能影响养殖物所代表的财产权利的合法性。作为案涉海域的合法使用权人,耿玉奎、耿玉立采用“授权”的方式允许安得水产养殖场用海养殖的行为系其行使用益物权的表现,其有权利对合法取得的海域进行占有、使用、收益,亦当然有权允许他人代为行使上述权利。“授权”属于单方法律行为,只要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无效法律行为的情形,一经做出便立即生效,故安得水产养殖场的用海行为显然并不违法,不应影响其对养殖物收益享有的财产权利。此外,安得水产养殖场海域使用权证书上所记载的项目名称为增殖养殖,用海类型为渔业用海,虽未办理相应的养殖证,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十条第二款“未依法取得养殖证擅自在全民所有的水域从事养殖生产的,责令改正,补办养殖证或者限期拆除养殖设施”的规定,该行为的后果应认定为其养殖手续不健全,但亦不影响安得水产养殖场对养殖物收益享有的财产权利。最后,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在本院的询问笔录中已明确“养殖证是因为其他原因停办”,故案涉海域未办理养殖证的责任不在原告方,其在案涉海域实际进行了海参养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综上,安得水产养殖场的用海养殖行为并不违法,不应影响其对养殖物收益享有的财产权利,其养殖收益受法律保护。

    三、案涉海域污染同各被告施工行为的关联性

    1、关于秦皇岛港山海关港区工程

    港务公司提供的《秦皇岛港山海关港区二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已明确记载:本项目施工期主要污染源为疏浚、陆域吹填悬浮物(SS),排放方式为无组织排放,产生的污染物(悬浮物)会对水环境及水生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将直接造成该范围内约1237吨的底栖生物损失。该报告的结论同辽宁学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能够相互佐证。鉴定人采用稀土元素示踪法对案涉海域沉积物物源进行分析时,已明确案涉海域的31个站位均系现代“陆源输入”,港口建设为现代来源。据此,本院认为,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因港口建设、填海造地行为,其产生的悬浮物对安得水产养殖场的养殖海域产生了污染,港口建设、填海造地行为同原告安得水产养殖场养殖海域所受污染及养殖物死亡存在关联性。

    2、关于秦皇岛开发区2010年海堤加固工程

    该工程发包人为秦皇岛水务局,施工方为中交上海公司,位于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渤海辽东湾湾口处),工程内容为建设长2060m的斜坡式海堤,用海面积为16.7348公顷,施工时间为2012115。因该工程施工时与案涉海域之间已有大片海域被吹填成为陆地,且其距离案涉海域较远,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悬浮物对案涉海域造成污染的可能性极小。此外,鉴定人亦未去该工程附近海域选取沉积物进行物源分析,故本院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该海堤加固工程同安得水产养殖场养殖海域遭受的污染存在关联性,秦皇岛开发区2010年海堤加固工程不同于安得水产养殖场所诉称的港务公司、国资公司作为发包人的其他建港工程,该工程的发包方和施工方不应对案涉海域遭受污染后的损失负责。

    3、关于景观桥建设工程

    虽然景观桥工程已延伸至案涉的养殖海域,且该工程的《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亦载明:“施工产生的悬浮物可能对近海海域水质带来一定影响,富集金属和其他污染物,落淤后使沉积物的环境质量受到潜在威胁”。但安得水产养殖场和其他各被告均无证据证明景观桥工程的施工污染了案涉海域。另,鉴定人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对象是其他五被告所实施的山海关码头工程的港口建设、围海造地是否污染了案涉海域,鉴定结论也仅是针对港口建设、围海造地,并未将景观桥工程列入其鉴定范围之中,鉴定人亦未去该工程附近海域选取沉积物进行物源分析,故本院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景观桥工程同案涉海域遭受污染造成损失存在关联性,景观桥工程的发包方和施工方不应对案涉海域遭受污染后的损失负责。

    (四)安得水产养殖场养殖物损失的界定

    关于案涉海域海参2014年损失的计算方法,本院结合庭审质证,在考虑44处样点区域捕捞海参总量(包括养殖密度大于40/亩的6处区域商品参及亲本海参重量)的基础上,确定以下计算公式:

    海参养殖损失=海参损失重量×海参单价

    海参损失重量=(正常海参养殖密度-案涉海域海参现存养殖密度)×案涉海域面积-案涉海域2014年已捕捞海参量

上述计算公式中,海参单价与正常海参养殖密度以《资产评估报告书》中评估人通过调查走访所确定的数值为准,即海参亲本100/只,海参单价为90/斤,正常海参养殖密度为40/亩。

    案涉海域海参现存养殖密度应通过评估人在案涉海域44处样点区域捕捞到的海参重量进行换算。《资产评估报告书》记载,44处样点区域所捕捞到的海参总量为17804g,但评估人在计算各样点海域海参数量时,未将其捕捞到的亲本海参重量计入其中,故还需加上样点区域中所捕捞到的2头亲本海参重量。因评估人未提供亲本海参的重量数据,仅以每头亲本海参100元的标准进行了测算,故可以通过商品海参单价90/斤的标准予以换算,得出2头亲本海参的重量为1111.112头×100元÷90元×500)。则44处样点区域所捕捞到的海参总量(包括海参亲本)为18915.11g17804+1111.11),换算为案涉海域海参的实际养殖密度为11.464/亩﹛[18915.11÷500]斤÷[(44×50)÷666.7]亩﹜,由此计算出案涉海域海参的测算损失量为63235.78斤﹛(40/-11.464/亩)×2216亩﹜。该测算损失量尚需减去2014年安得水产养殖场已捕捞的海参重量。根据安得水产养殖场提供的生产记录本记载,安得水产养殖场自2010年始至2014年止,海参的捕捞具有规律性,即每半年一次,有理由确信安得水产养殖场在评估基准日前已经进行了海参捕捞。结合生产记录本记载,安得水产养殖场四年半的商品海参总捕捞量为32382斤,亲本海参总捕捞量为9724头。如上文换算,2头亲本海参的重量为1111.11,故9724头亲本海参的换算重量应为10804.43斤(9724头×1111.11÷2头÷500),则安得水产养殖场四年半的海参总捕捞量为43186.43斤,平均每年度捕捞9596.98斤(43186.43斤÷4.5年),据此,本院酌定2014年安得水产养殖场已捕捞的海参重量为9596.98斤。经上文测算,该计算得出的海参损失量尚需减去安得水产养殖场2014年已捕捞的海参重量,故安得水产养殖场2014年实际的海参损失量应为53638.8斤(63235.78-9596.98斤),海参损失金额总计为4827492元(53638.8斤×90元)。

    对于安得水产养殖场所诉请的201010120131231的海参损失。安得水产养殖场提供的生产记录本清晰地记录了其在2010年、2011年、2012年及2013年海参投苗与捕捞的数量,能够证明其持续处于正常的经营管理活动之中,而案涉海域自2009年至2016年的谷歌卫星地图能够证明山海关建港系列工程在上述期间内并未中断施工,工程建设之持续显然将导致污染状态及养殖物损失之持续。目前对上述年份的海参损失已无法通过评估鉴定取得,而就案涉海域养殖海参的污损补偿事宜,耿玉奎曾签署了《贺家村底播养殖户耿玉奎因山海关建港污染引发底栖养殖生物污损的补偿协议》,该补偿协议是在征得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和绥中县人民政府的意见后签署的,意思表示真实有效,双方均予以认可。该协议项下的补偿金额为420万元,承担付款责任的实际主体为国资公司,补偿标的为本案同一养殖海域的海参损失,补偿的时间自2008年起至2010930止,跨度亦近三年。本院认为,对于安得水产养殖场所诉请的201010120131231的海参损失,在原告方确有损失存在,但损失数额的确定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可参照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赔偿补偿标准。据此,在无其他相反证据的前提下,经地方政府所拟定的海域污染补偿金额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作为本案案涉海域201010120131231海参损失的参照,故本院酌定安得水产养殖场201010120131231海参损失为420万元。综上所述,安得水产养殖场因海域污染所造成海参损失的最终金额为9027492元(4827492+4200000元)。

    (五)各被告的责任承担

    本案系因各被告共同实施的建港工程污染了案涉养殖海域而引起的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另,就案涉纠纷的责任主体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四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海洋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单位和个人,以及海洋环境监督管理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和检举。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责任主体即“责任者”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责任主体即“污染者”并非同一概念,二者的内涵与外延均不相同。前者指怠于履行或未能承担环境保护义务的全部主体,既包括对海洋环境实施积极侵害的破坏者,亦包括消极承担海洋环境保护义务的管理者;后者仅指具体实施了破坏海洋环境的行为方,前者的概念包含后者。在规制海洋环境保护法律行为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较《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系特殊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根据特殊法优先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在特殊法与一般法规定相冲突的情况下,显然应当优先适用特殊法的规定。据此,本案中,港务公司、国资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发包人、所有者及管理者,中交烟台公司、中交上海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者,各方均应当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所规定保护环境之义务。对于案涉海域的环境污染损害行为与结果,港务公司、国资公司同中交烟台公司、中交上海公司存在共同侵权,均应当被认定为承担污染损害赔偿的责任人。就案涉纠纷的举证责任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并没有相关规定,故应当适用其他法律或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则》)第四条第(三)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中交天津公司在安得水产养殖场主张的损失期间未进行实际的施工行为,无环境污染的行为,不是破坏海洋环境的责任者,故不承担赔偿责任。安得水产养殖场和其他各被告均无证据证明景观桥工程的施工污染了案涉海域,亦无证据证明景观桥工程同案涉海域遭受污染的损失具有关联性,故盛邦基业公司和湖南水总公司不是责任者,不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港务公司、国资公司、中交烟台公司、中交上海公司,原告安得水产养殖场已经完成了对其建设施工行为所造成的污染同己方养殖物损害存在关联性的举证责任,而港务公司、国资公司、中交烟台公司、中交上海公司未能就《证据规则》规定的免责事由或情形完成举证责任,故港务公司、国资公司、中交烟台公司、中交上海公司系案涉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的责任者,应当承当赔偿责任。

    各被告在庭审中主张,原告安得水产养殖场提供了耿玉奎与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毕远溥签署的《贺家村底播养殖户耿玉奎因山海关建港污染引发底栖养殖生物污损的补偿协议》,表明其对案涉海域存在污染的事实已经知晓,故其经营损失应当依法被认定为因其自身行为所导致的“扩大损失”,各被告有权主张不承担责任或减轻责任。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贺家村底播养殖户耿玉奎因山海关建港污染引发底栖养殖生物污损的补偿协议》所记载的补偿时间截止至2010930,而安得水产养殖场主张的赔偿系针对201010月之后的养殖物损失。按照《贺家村底播养殖户耿玉奎因山海关建港污染引发底栖养殖生物污损的补偿协议》之缔约目的,海域污染者理应立即停止侵害或采取有效的防止污染发生的有力措施排除危害,而案涉相关被告却在2010年至2014年间持续开展施工行为且未采取防止污染发生的任何措施排除危害,故应当对施工所造成的污染承担责任。其次,海域使用权属于有期限的用益物权,用益物权人在给付完一定期限的物权对价后,其显然有权在证书所载期限内对海域享有充分的占有、使用、收益之权益,故安得水产养殖场在2010年至2014年间的用海养殖行为并无过错,不属于因自身行为所导致的“扩大的损失”,不符合法定免责事由之情形。最后,在案涉举证责任转移至各被告的情况下,被告港务公司、国资公司、中交烟台公司、中交上海公司未能提供充分的反驳证据,以此证明其施工行为同安得水产养殖物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特别是港务公司提交的5个环境监测报告均显示悬浮物平均值均超标,故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本院认为,山海关港口建设施工过程中产生污染造成损害的事实成立,港务公司、国资公司、中交烟台公司、中交上海公司的共同行为严重影响了安得水产养殖场养殖海域内海参的繁殖、生长,并造成了海参的部分死亡、数量的减少,最终对安得水产养殖场的海参养殖生产造成严重侵害,损害了安得水产养殖场的合法权益,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安得水产养殖场201010120131231海参损失的赔偿责任。首先,案涉工程实际为秦皇岛山海关港区建设工程的一部分,该港区建设工程自2008627于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后持续施工,至今仍未停止,污染亦未间断。作为建港工程的所有者、管理者的国资公司和港务公司从案涉工程的环评报告及国资公司在2009年给付案涉海域登记权利人耿玉奎420万元补偿款的事实,表明其在主观上清楚知晓工程施工行为会造成海域污染,但其并未停止侵害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排除危害,是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其次,虽经本院在庭审中多次释明并限期提供相关证据,但港务公司、国资公司仍未向本院提供给案涉海域造成污染的山海关建港系列工程的全部施工项目、施工单位及相应工程的开工许可证或其他开工许可手续,且拒绝说明其所提供的部分《海域使用权证书》项下海域对应的具体施工单位和施工时间,也拒绝提供建港工程中不在港务公司、国资公司提供的《海域使用权证书》范围内但已回填成陆地的大面积海域的施工单位和施工时间,导致2011年、2012年及2013年的施工单位无法查明,无法确定该期间造成案涉海域污染的直接行为人。对此,港务公司、国资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后,港务公司系国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虽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并同中交烟台公司、中交上海公司独立签订了施工合同,但其开发利用的部分海域实为国资公司所有,法人人格与其母公司国资公司已然混同,作为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共同责任者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港务公司、国资公司应当对201010120131231安得水产养殖场的海参养殖损失420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关于安得水产养殖场2014年海参损失的赔偿责任。首先,作为建港工程的所有者、管理者的国资公司和港务公司,其在主观上清楚知晓工程施工行为会造成海域污染,但其并未停止侵害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排除危害,而是继续将建港系列工程对外发包施工,是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依法应当赔偿损失;其次,港务公司、国资公司拒不依法提供相应证据的行为不仅导致2011年、2012年及2013年的施工单位无法查明,无法确定此期间造成案涉海域污染的行为人,也无法查清2014年的建港工程中除了中交烟台公司和中交上海公司两个施工单位外,是否尚有其他施工单位进行了相关工程建设,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后,中交烟台公司、中交上海公司作为案涉工程的具体施工者,其在案涉工程的施工建设方面同发包方港务公司、国资公司显然存在合意,并实施了具体的侵权行为,故港务公司、国资公司、中交烟台公司、中交上海公司系共同侵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据此,港务公司、国资公司、中交烟台公司、中交上海公司共同在案涉海域实施了侵权行为,各项工程共同造成了安得水产养殖场2014年案涉海域海参的损害,故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务有限公司、被告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绥中县止锚湾安得水产品养殖场养殖物经济损失9027492元,被告中交烟台环保疏浚有限公司、被告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在4827492元额度内承担连带责任;

    (二)驳回原告绥中县止锚湾安得水产品养殖场对被告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原告绥中县止锚湾安得水产品养殖场对被告绥中滨海盛邦基业旅游置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四)驳回原告绥中县止锚湾安得水产品养殖场对被告湖南水总水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五)驳回原告绥中县止锚湾安得水产品养殖场对被告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务有限公司、被告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被告中交烟台环保疏浚有限公司、被告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例注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在环境侵权纠纷案件中,被侵权人应证明被控侵权人有污染行为、其民事权益被损害、被控侵权人的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被控侵权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不承担责任或者应当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案涉港口建设施工过程中产生污染造成损害的事实成立,案涉工程的发包人、所有者及管理者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务有限公司、被告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者中交烟台环保疏浚有限公司、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的共同行为对安得水产的海参养殖造成严重侵害,损害了绥中县止锚湾安得水产品养殖场的合法权益,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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