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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发布者:刘铁男 宋晓珂  来源:本站  时间:2017-05-13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原告A进出口公司诉被告B商船有限公司、C物流总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提要】
1.为承运人提供堆存服务的人,即使所提供的服务中包括运输服务,其也不是实际承运人,而是承运人的受雇人。其与货方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没有直接赔偿货方货物损失的义务。
2.海运承运人之受雇人的雇员在运输中的疏忽,不能被认定为是受雇人本人的“明知”而“轻率”,更不能被认定为是海运承运人的“明知”而“轻率”。即使是受雇人的雇员在运输中的“明知”而“轻率”,也不能被认定为是受雇人本人的“明知”而“轻率”,也不能被认定为是海运承运人的“明知”而“轻率”。海运承运人及其受雇人或代理人不因此而丧失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权利。
【案情】
原告A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与德国某公司订立合同购买两台磨齿机,分装在3个集装箱(其中两个标准箱,一个框架式超高集装箱)内,由B商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B)的“B3”轮自荷兰的鹿特丹起运,中途转船运输到大连港。集装箱卸船后,在被告B的受雇人C物流总公司(以下简称被告C)从码头向集装箱堆场运输的过程中,由于负责运输的被告C所聘用的卡车司机的疏忽,将载有磨齿机的框架式超高集装箱撞击码头出入口检查桥的上部,造成磨齿机当场损坏。后经检验,机器报废。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B和被告C承担赔偿责任。案件审理中,被告B依据涉案提单的记载,提出管辖权异议和适用其注册地法律的申请,并主张即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的有关规定,被告B对原告的请求可以限制赔偿责任,对货损的最高赔偿限额为14 400特别提款权。被告C认为其作为被告B的受雇人,不直接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即使认定被告C对原告的货损承担赔偿责任,也有权限制赔偿责任,对货损的最高赔偿限额为14 400特别提款权。
对被告B以提单条款对管辖法院的规定为由提出的一审法院对本案管辖权的异议,经一审法院一审,二审法院终审,裁定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共同确认了下列事实:1、被告B在法兰克福签发了HDMU026414号提单,该提单载明:托运人为德国某公司,收货人凭托运人指示,通知方为原告,承运船为“B3”号,收货地为荷兰鹿特丹集装箱堆场,交货地为中国大连集装箱堆场,运费到付,货名为两套二手磨齿机,HDMU7401号集装箱内货物3件,重量为24 100千克,箱高比标准箱超高131厘米;2、原告为上述提单的合法持有人;3、被告C的卡车司机在将HDMU7401号集装箱自码头前沿运至堆场过程中,将集装箱与码头出入口的检查桥相撞,导致箱内1/3号包装箱内的货物损坏;4、原告请求赔偿的受损货物的重量为7 200千克,价值为485 000欧元,残值为35 000欧元,重新购置费为545 000欧元。关税、检验费、港杂费等损失共计人民币470 906.52元;5、被告B与被告C订有“场地堆放协议”,协议内容主要包括被告C应提供必要的设备、人力完成被告B所有或租用的集装箱在码头和集装箱场站(CFS)之间的运输、堆存、修理等服务;6、各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本案纠纷适用中国法律。7. 受损货物的保险人某保险股份公司经与原告(被保险人)协商,已赔付原告货物损失471 000欧元。
审理中原告放弃了对其他损失的赔偿请求,即诉称:货损系被告C在接受被告B的委托后将集装箱自码头前沿运至堆场的过程中,由于卡车司机的疏忽,将集装箱与码头出入口检查桥相撞所致,即使被告C是受雇于被告B,雇佣人也应承担受雇人过错的转承责任;肇事司机肇事当时的主观状态是否鲁莽,应由被告举证,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仅有外代告知集装箱超高是不够的,要求所涉及的证人出庭作证;其他损失是可以预见的,不应包括在责任限制中;责任限额应按运输单位计算,不应按包装单位计算。因此,请求法院判令作为承运人的被告B和作为实际承运人的被告C连带赔偿原告的货物损失485 000欧元、关税人民币383 223.61元、检验费人民币15 500元、港杂费人民币113 477.5元。
【争议】
承运人受雇人的具体操作人员的过错是否能定性为承运人或承运人受雇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他们是否因此丧失赔偿责任限制?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原、被告之间的纠纷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损赔偿纠纷,中国大连是运输的目的地、被告C的住所地和货损事故发生地,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中国法既是与本案运输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又是诉讼中当事各方共同选择适用的法律,因此本案的准据法为中国法。
保险人赔付后,本案原告是以自己的名义对两被告起诉,请求赔偿其遭受的损失,其请求额中理应扣除已得到补偿部分。原告的保险人既未以自己的名义,也未委托原告就其已赔偿的保险金部分在本案中追偿,不论索赔权是否转移,原告在本案中都无权行使,原告也不能以同其保险人有协议为由,改变法律关于诉讼主体的规定,即赔偿请求人必须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因此,索赔权转移问题与本案无涉。
被告B与被告C签订的是场地堆存协议,而不是运输协议。场地堆存协议主要涉及的是双方关于集装箱在码头至场站间的搬移、堆存、提取的权利、义务关系。被告C的义务中将集装箱从码头移至堆场,是为实现存放集装箱的目的,是履行场地堆存协议的组成部分,其性质同卸货工人将集装箱从船上卸到码头上的行为并无本质区别。被告B与被告C签订的场地堆存协议虽与海上货物运输相关,但独立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之外,被告C所从事的并非是海商法所界定的货物运输,故不能依海商法的规定将其定义为实际承运人。被告C是受雇于被告B,是被告B的受雇人。其与原告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没有直接赔偿原告货物损失的义务。
4.被告C具有合法集装箱堆场经营人的资格和能力,受损集装箱上有超高的标志,该集装箱超高亦显而易见,且被告B提前将集装箱超高的事实告知了被告C,因此,被告B在雇佣被告C及具体操作过程中不存在轻率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被告C在为被告B提供服务时,使用的车辆、所派驾驶员符合运载集装箱的要求,被告C已尽到一个经营人合理谨慎的义务,不存在故意或轻率;就集装箱卡车司机的心态而言,原告在起诉状中也已经承认:“在港区内,由于集装箱卡车司机的疏忽,将所载磨齿机的集装箱……撞坏”,诉讼中原告没有举证推翻自己已经做出的承认,故被告无需对集装箱内的货损不属被告C卡车司机的故意或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的作为或不作为再举证。另外,海商法关注的确是承运人及其受雇人或代理人的心态,而不是具体操作人员的心态。本案中,被告C是被告B的受雇人,卡车司机是被告C的受雇人,被告C的主观心态与司机的心态不是同一概念,即使是卡车司机的故意行为或轻率的作为或不作为造成了原告的货损,也不能由此认定被告C或者被告B就存在故意或轻率的作为或不作为。原告没有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被告B作为承运人本人或者被告C作为受雇人本人具有应丧失责任限制的故意或轻率的作为或不作为,其认为二被告不能享受责任限制没有事实根据;海商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经证明,货物的灭失或损坏是由于承运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的故意或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的作为或不作为造成的,也只是承运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不得援用限制赔偿责任的规定,而承运人并不因此而丧失责任限制;作为承运人只有本人故意或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的作为或不作为情况下,承运人才丧失责任限制。
原告的受损货物是用集装箱集装的,提单中明确载明了集装箱中货物的件数为3件。依据《海商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货物用集装箱集装的,提单中所载明的货物件数即为计算赔偿限额的货物件数。原告的受损货物只是3件中的1件,而不是3件,故不能将3件货物的重量作为计算赔偿限额的重量基础。受损货物的重量为7 200千克,按货物毛重计算的赔偿限额为14 400特别提款权;若按件计算,其赔偿限额为666.67特别提款权。依据《海商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应择其中较高限额为赔偿限额,故被告的赔偿限额为14 400特别提款权。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不限于货物损失,还包含货损以外的其他损失。
综上,法院判决:一、被告B商船有限公司赔偿原告A进出口公司人民币155 875.7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A进出口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原告提起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注解】
一、关于案件的管辖权和适用法律的问题。
涉案的货损事实、相关的货损检验和事故调查及勘查均发生在中国大连,原告、被告之一住所地都在一审法院辖区,根据中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解决涉外民事纠纷管辖权争议时应考虑的“有实际联系和“方便诉讼”原则,以及提出管辖权异议的被告B不能证明两国对等承认提单管辖权条款的事实,中国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审理案件的实体法应适用当事人事前选择或事后达成协议确定解决纠纷法律,在没有事前选择或事后确认情况下,应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本案中,中国法既是与本案运输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又是合同当事各方共同选择适用的法律,无疑应适用中国法律。
二、关于承运人的受雇人与实际承运人的识别问题。
承运人的受雇人与实际承运人是不同的主体,在责任承担方面具有明显区别。海商法规定,实际承运人接受承运人委托或接受转委托从事运输,对于实际承运人承担的运输部分,其与承运人具有等同的责任。《海商法》中未明确界定“受雇人”或“代理人”的范围。如以《汉堡规则》为借鉴,《汉堡规则》中的受雇人、代理人包括两类,即从属履约辅助人和独立履约辅助人,前者受承运人指挥或监督而提供劳务,如船长等;后者则相反,不受承运人指挥或监督,如非承运人经营的仓库的搬运工人等。因其并非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人,故不承担有关运输的违约责任。可见,两者在外在表现上均是为承运人履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而“服务”,在识别上较易混淆,比如从事将集装箱从船舶上装卸和运送到集装箱场站或者收货人指定地点的经营人,是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的受雇人,还是实际承运人。本案即是一例。
本案海上运输的责任期间为CY-CY,即堆场到堆场。被告C是从事港口集装箱运输和集装箱堆存的专业公司,主要经营业务是将从船上卸下或准备装船的集装箱运送到集装箱堆场存放,或从堆场将集装箱运送到港内装船。被告B与被告C签订的即是场地堆存协议,其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均与海上货物运输的内容无关,主要涉及的是双方关于集装箱在码头至场站间的搬移、堆存、提取的权利、义务关系。可见,被告C的义务中将集装箱从码头移至堆场,是为实现存放集装箱的目的,其行为的性质并非运输,而是装卸和存放的扩展,同卸货工人将集装箱从船上卸到码头上、搬运工人将货物搬运进仓库的行为并无本质区别。场地堆存协议虽与海上运输合同相关,并“服务”于其合同目的的实现,但在主体资质、移动距离、风险和目的等多方面,与货物运输不同,不能将其归于海商法所界定的货物运输,故不能依海商法的规定将被告C识别为实际承运人。因此,其与原告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没有直接赔偿原告货物损失的义务。
三、关于具体操作人员的过错,是否影响承运人等主体限制赔偿责任的问题。
海商法中关于承运人免责情形及赔偿责任限制的规定,很大程度上参照、借鉴了《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以及《汉堡规则》等相关规定,是对此行业整体风险的控制,以利于航运业的存续和发展,将承运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亦列入上述保护范围,目的亦然。
虽然依据民事法律理论,受雇人或代理人的过错所造成的后果一般应由其雇用人或委托人转承,但海商法关于丧失赔偿责任限制条件的有关规定,却将承运人与其受雇人或代理人加以明确区分,《海商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经证明,货物的灭失或损坏是由于承运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的故意或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的作为或不作为造成的,也只是承运人的受雇人或代理人不得援用限制赔偿责任的规定,而承运人并不因此而丧失责任限制;作为承运人只有本人故意或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的作为或不作为情况下,才丧失赔偿责任限制。本案导致集装箱损坏的直接原因是非标准的超高框架式集装箱过码头出入口检查桥时,碰撞检查桥上部横梁所致。虽然涉案提单和提货单中未记载框架式集装箱超高,但被告B已经将该事实告知了被告C,受损集装箱具有超高标志,其超高是外在表现且显而易见的,且被告C具有合法集装箱堆场经营人的资格和能力,场地堆存协议所涉内容也均在被告C业务经营范围之内,所以,被告B在雇佣被告C及具体操作过程中不存在故意或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不构成丧失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条件。而被告C在为被告B提供服务时,使用的工具、所派具体操作人员均符合运载集装箱的要求,其已尽到一个堆场经营人合理谨慎处理的义务,亦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本案事故的原因是被告C所雇佣的卡车司机,即具体操作人员的疏忽,对此原告在起诉状中也已经承认。海商法中有关丧失赔偿责任限制条件的规定关注的是承运人及其受雇人或代理人的心态,而不是具体操作人员的心态。本案中,被告C是被告B的受雇人,卡车司机即具体操作人员是被告C的受雇人,无论是被告B,还是被告C的主观心态都与此类具体操作人员的心态不是同一概念,故不能因具体操作人员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而认定承运人及其受雇人或代理人存在故意或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的作为或不作为。本案中将承运人及其受雇人或代理人的过错与他们以外的具体操作人员的过错加以区分,区别对待,确定承运人及其受雇人或代理人是否丧失赔偿责任限制,符合海商法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有关规定的本意和法律精神实质。
 
 
编 写 人:刘铁男 宋晓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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